“第二次结合”对“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性贡献
黄显中;陈舒梦;“第二次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新时代“第二个结合”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第二次结合”深化了对中国实际的整体性认知，拓展了核心理论空间；通过确立独立自主的核心原则，筑牢了文化主体性根基；通过开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范式，提供了关键的方法论指引；通过搭建从“一个结合”迈向“两个结合”的桥梁，贯通了完整的历史逻辑；通过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导向，锚定了鲜明的价值遵循。“第二次结合”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为新时代持续深化“第二个结合”，接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与理论支撑。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价值意蕴、逻辑耦合与实践路径
郑育琛;王志燊;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青年大学生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其文化自信培育关乎国家文化安全与民族精神赓续。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问题，为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南、思想指引与行动蓝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抓好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从而切实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时代逻辑、战略布局和路径选择
王芳;立足新发展阶段，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应对全球化竞争变化的重大战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是基于教育支撑、科技驱动、人才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整体逻辑，是对三者协同的系统认识。在战略布局上，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支撑和保障，需要坚持教育优先、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动力激活，形成强强联合、环环相扣、优胜劣汰的格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治理协同、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坚持系统观念与政策集成等方式打通领域壁垒，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一体融合，为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注入不竭动力。
傅抱石的古玺研究与古玺创作
陈维;在傅抱石的印学研究与篆刻创作体系中，古玺研究与古玺创作是一个值得关注却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维度。傅抱石是中国现代篆刻史学科化、体系化构建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傅抱石所提出的篆刻史分期观点，为厘清古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提供了清晰的学术框架，成为篆刻学科化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在篆刻创作方面，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傅抱石对晚清诸家印风的取法，忽视了他的战国古玺印式创作。事实上，在傅抱石的篆刻创作中，古玺风格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一方面取法古玺印式，另一方面援引金文大篆、传抄古文入印，形成了独具面貌的古玺印风。审视其治学之路与篆刻成就，不仅能丰富对傅抱石艺术成就的认知，亦有助于反思当代古玺创作领域过度专注技法而弱化学养之弊。
词学外部研究的新路径
赵家晨;<正>主持人语：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标志着现代词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近百年来的词学研究基本上是围绕龙榆生提出的词学研究“八事”进行的，属于词学的内部研究。事实上，作为都市新兴的音乐文学，词与都市文化、音乐文化、地域文化、历史政治乃至与思想哲学都有紧密的联系，这为我们从外部研究词学提供了可能。近些年，学界也在尝试词学外部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邓乔彬《宋词与人生》、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彭国忠《唐宋词与域外文化关系研究》、钱锡生《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等，已然涉及词与都市、商业、域外文化、传播方式以及古人日常生活等方面。本期刊登的三篇论文继续拓展词学外部研究路径，分别从声音叙事、人生哲学、地方文化三个维度探讨中国词学问题。
“语音独一性”与李清照的声音观
陈力士;李清照《词论》将词视为乐辞结合的文艺听本，从还原倾听、因果聆听、语义倾听三个层面展开论说。《词论》从声音故事切入论词，指出宴众被音色及其演绎的情感打动，通过“语音独一性”听声听人，认出了歌者为李八郎，这就是还原倾听，在场聆听词这种乐辞结合的文艺作品所演绎出来的声音整体效果。因果聆听方面，《词论》论晚唐五代词，辨“正声”“郑卫之声”，意在探究乐音与政治的因果关系——听音察政，这源自古代的声音批评传统。语义倾听方面，《词论》从协律、雅俗、“别是一家”角度听词之文辞（听文），探究了词的文字可唱听、文义合雅听、文体宜美听等问题。《词论》呈现了李清照“听声听人”“听音察政”“听文”的声音观。
“忧生情怀”与“人间”意象：王国维诗词创作的思想史考察
江朝辉;戴晨曦;在王国维诗词创作的思想史考察中，“人间”由普通用词上升为融创作母题、别号、词集名、理论载体为一体的学术场域。通过从诗词文本内部统计“人间”与“梦”“浮生”“朱颜”“别离”“宿命”等高频意象的并置模式，可揭示其“忧生情怀”的五种语义层次：相思之空、别离之苦、浮生之幻、宿命之劫、存在之疑。王国维借助“人间”视角将个体痛苦升华为对人类普遍悲剧的观审，形成以审美静观、游戏态度、隐逸理想、同化自然为核心的“解脱论”，并与《人间词话》“境界”理论形成互文互释，寄托了从生命焦虑到审美超越的审美理想。
